吴越国（907年-978年）是五代时期十国中的一国，（第九个灭亡）由浙江临安人人钱寥所创建，以杭州为国都。占地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其范围包括今之浙江、上海全部与江苏省的苏州、无锡部分地区。历三代五王，至公元978年纳土归宋，历时近百年。唐末五代十国的封建割据，战乱频仍，钱镠采取保境安民和“休兵息民”的战略方针，重农桑、兴水利，发展与日本、朝鲜等国海外交往，使两浙之地有一个较长的稳定发展时期。

吴越国创建人钱镠，少时无赖，曾以贩盐为生；后应募为兵，渐由偏将而升掌一州之兵。他在翦除刘汉宏、薛朗、东昌等势力的过程中，占有了两浙之地。唐昭宗天复二年(九零二年)，封其为越王。公元九零四年，改封吴王。及朱温建梁，始封其为吴越王。吴越国史当时很强大的政治势力，对东南开发有着重要的影响。

吴越地域狭小，极盛时，只辖有杭、越、湖、苏、秀、婺、睦、衢、台、温、处、明、福十三州；另又设有镇海、镇东、中吴、宣德、武胜、彰武等节镇。总体是东南地区的一个小国家。

由于地狭兵少，实力不足，因此吴越一直以效忠于中原王朝为主要军略。在唐亡之前，钱镠忠于唐朝；在朱温篡唐建梁以后，他又效忠于后梁，由是亦从后梁得到了吴越国王、诸道兵马都元帅的头衔。后唐灭梁以后，钱镠又向后唐上表称臣，不仅得到了吴越国王、天下兵马都元帅的头衔，而且还得到了玉册金印，以示恩宠。凭此，吴越便有效地防御了周边割据势力对吴越国的侵扰。

当时钱镠一面向中朝称臣，一面则自为小朝廷；其府署不仅称朝廷、僚属称臣，而且还自立年号，共有天宝、宝大、宝正等三个年号，直到其子钱元瓘继位，才改用中朝年号。同时，他还自行与新罗、渤海等国往来，又给他们行制册、加封爵，俨然中朝一皇帝。

虽然如此，钱镠勤于政事，了解民间疾苦，如筑捍海塘等水利工程，就颇得民心。九三二年，钱镠以八十一岁高龄去世，子元瓘嗣，勤政仍有其父之风。公元九四一年，元瓘死，子弘佐、弘倧先后嗣位。九四七年，吴越将胡进思废其主倧，以其主弟钱弘俶嗣位。九七八年，钱俶(因避宋讳，去弘俶之“弘”字)上版籍于宋，吴越亡。从公元**三年钱镠为镇海节度使算起，至灭亡前后存八十六年。

都城。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偏安东南，建都杭州。当时的杭州称西府或西都，州治在钱塘，辖钱塘、钱江、余杭、安国、于潜、唐山、富阳、新城八县。在吴越三代、五帝共85年的统治下，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开拓建设，杭州发展成为全国经济繁荣和文化荟萃之地。欧阳修在《有美堂记》里有这样的描述：“钱塘自五代时，不被干戈，其人民幸福富庶安乐。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海商贾，风帆浪泊，出入于烟涛杳霭之间，可谓盛矣！”吴越王钱镠在杭州凤凰山筑了“子城 ”，内建宫殿，作为国治，又在外围筑了“罗城”，周围70里，作为防御。据《吴越备史》记载，这个都城，西起秦望山，沿钱塘江至江干，濒钱塘湖（西湖）到宝石山，东北面到现在的艮山门。

以形似腰鼓，故又有“腰鼓城”之称。 吴越王重视兴修水利，引西湖水输入城内运河；在钱塘江沿岸，采用“石囤木桩法”修筑百余里的护岸海塘；还在钱塘江沿岸兴建龙山、浙江二闸，阻止咸水倒灌，减轻潮患，扩大平陆。动用民工凿平江中的石滩，使航道畅通，促进了与沿海各地的水上交通。置“撩湖兵”千人，疏浚、保护西湖，使不被葑草淤塞。 吴越三代五帝都笃信佛教，杭州西湖周围的寺庙、宝塔、经幢和石窟等文物古迹，大都是那个时期的建就。

有关吴越文化的详细记载是从春秋始，确切讲是从句吴王寿梦(前585年)始，当时的句吴在寿梦的领导下开始强盛起来，他通过“朝周，适梦，观诸侯礼乐”等一系列的外交活动，让中原人认识自己的国家。也就是此时起，吴越两国成了晋楚相斗的国家，也因此而进入了逐鹿中原的角逐。

在寿梦以前，吴越民族一直在被北人视为“蛮荒”之地的南方平原上，他们“水行山处，断发文身，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地广人稀，火耕水耨饭稻羹鱼，不忧饥馁”地生活着，并不被北方民族所了解，故一直被视为“蛮荒”之族。但当这个“蛮荒”之族日益强大后，他们又深感威胁，使出一切解数来压制和分化它。

作为一个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吴越文化，自钱王创立以后，经三代五王的不懈努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钱王青少年时期读书不多，只在暇时温理《春秋》，兼读《武经》，深知文化对保境安民的重要，因而当权后十分重视网罗文人学士，他广开言路、“礼贤下士”、兼听纳谏，唐末名家皮光业、林鼎、沈崧、罗隐、武将杜陵、阮结、顾全武等都受到他的礼遇，罗隐成为他的重要功臣。佛学兴盛更是吴越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标志，据《咸淳临安志》统计，杭州有寺院150多所，素有“江南佛国”之称，临安的功臣塔，杭州的灵隐寺，余杭大涤山的天柱观，杭州的六和塔、雷峰塔、保淑塔等都是吴越时修建的。灵隐寺的弥陀石佛、摩崖石刻和石塔、凤凰山的梵天经幢等吴越时期文物一直保持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