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水廓中学报到的那一天，我的心情比较沉重。在蚌蜒河上，我一边划着小船，一边鼻子发酸想要流泪。大学毕业了，就像没有上过大学一样。别人都进城了，有的还到了省城。只有我，却没能有个好的去处。我那时才算有点儿知道了一些世事。要怪也只有怪我没有东西拿着去孝敬我们的年级辅导员和系主任。我原以为我会有个好的去处的。也几乎所有的人都说我一定会分配得很好的。那时，我已经被我们系里面的人说成是小才子了。虽然也才发表了两篇散文和三首诗歌。但已经很不错了。系主任这样对我说。

分配不好是我长时间以来心情不好的原因。我无法忘记这种伤痛。我在很多年后，在我的小说里，比较刻薄比较无情地叙述到这一伤痛的事实。在我的小说里，我不很客气地写到了我的年级辅导员袁野同志。我说，袁野曾经吹嘘自己是搞先秦文学的，但很多年以后，袁野同志终于在没有拿出一篇论文的情形下去做官了。他终于从学术界撤退了。袁野是个什么东西我还不知道吗?他把属于我的名额让给了他的一个同乡，他的那个同乡成功地留校了，成了大学中文系写作室的一名大学教师。而我，则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乡村老师。生活就这么无情，一下子让你与你的同学之间出现了天壤之别。你应该会想到一点，十几年后，一个大学教师与一个中学教师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当然，我这位同学的情况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有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他下海了，做了老板。大学毕业十周年的聚会便主要由他出资。我拍拍他的肩，说，早知有今天，你当初拼死劲地要那个名额干什么?瞧，白白浪费了一个额子。要是我，十年下来，都该有几本专著了。我的这位同学尴尬地笑笑，说，那是那是。不过也说不定。你说不定也会下海或者从政的。人都是在变的。或者说，人有时候是把握不住自己的。

我划着船去水廓中学报到。小船是我的父亲的。我的父亲这个时候已经不做大事了。特殊时期，革去了我父亲的一切。也革去了我母亲的命。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再在那个方家旧宅住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家住在蚌蜒河岸边的一个茅屋里。那个茅屋蹲在蚌蜒河的岸边，像一条可怜的黑狗。小船是我父亲现在用来摆渡的。我的父亲现在是一个可怜的老艄公。你很难想象，一个很有才气的转业军人，除了能写一手很漂亮的文章，还能吹拉弹唱，娶到了像我妈妈这样的城里女人的男人，现在已经沦为一个可怜的艄公，而且没有半点好起来的指望。

我把我的书籍、生活ri用品还有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到了我父亲的小船上。我划着船去报到。我要告诉你的是，生活现在已经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我已经会驾船，技术也已经相当高超。我很小就会了。那时我刚刚小学毕业。父亲如果正忙着，对面有人喊着要过河，那么，我就会上船，把船划过去，把客人接到此岸来。

我也已经学会缝补浆洗。

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学会了看轻自己，就是，我已经不再是那个方家很有身份的孩子，也不是什么让人羡慕的大学生。我现在是狗屎。如果我没有上大学的话，那么我就只能是臭狗屎。

我的船泊在水廓中学后面的水码头边。那时候正好学生吃完了中饭，在河边洗碗。中学生们对我投来了询问的目光。他们觉得我应该是到这所学校做临时工的。这时候我的一个那时已是水廓中学教师的中学同学告诉水廓中学的中学生们，他不是来做临时工的，他是新分来的老师。而且他很有水平，是水廓中学的第一个本科大学生。高中生们惊讶地看看我，很有点不相信的样子。我没有讲话，因为我不需要他们相信。这帮中学生，说不定我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有什么师生关系。如果有关系，他们自然会相信我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人。到时候，他们自然会相信一点：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在我的这位同学向水廓中学的这群学生们说明我的身份时，我的过去的老师夏应文在办公室里对我将来的同行说，瞧方芥舟那种样子，都什么年代了，还搞得像个世外高人一样，划着一叶扁舟，附弄什么风雅?夏应文对我的附弄什么风雅是很看不惯的。因为你应该知道一点，在我们水廓中学，只有钱梦龙（建国后全国著名语文特级教师，上海人）一般的夏应文同志才有附弄什么风雅的资格与条件。

夏应文的这番话是后来我的另一个老师告诉我的。他好心地提醒我要提防着点夏应文。

这就是我的生活，这就是我将要面对的生活。到我写出第一篇中篇小说的时候，我都一直在做着语文教师，而且一做就已经做了十二年，而且一直是在乡村。这有什么法子？教育局长不让你进城。所以，我连在县城生存的权利都没有。你很难想象，一个青年作家怎么至今还混迹在乡村教师的队伍里的。这是很不幸的事。我常常为此愁眉紧锁，甚至想去自杀。打消我这念头的是我的老婆丁亚琼。丁亚琼说，有我爱你不就得了。爱比什么都重要。我想想也是，爱比什么都重要。甚至比空气还重要。或者说爱就是我们活下来的空气。而城市则不是。没有城市，我们照样能活下去。而且说不定会活得更好。没有了空气，你倒是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