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遍及多省之农民运动，虽然由布党包办，但发动起来之后，却已不受布党的控制。在农协会的旗帜下，起来了的农民已近百万人，但绝大多数的农民协会，都不在布党的控制之下；许多则直接落入了地痞流氓手里，成为社会危害。舆论批评汹涌而至，以至于农民协会不得不做出对各级农协进行‘洗会’的决定。”

“该决定主要提出两点要求：一、为使真实农民意见，在各级协会中充分表现，乡农协执行委员须绝对是耕田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者亦可，其他的分子，尤其是地痞流氓，应严加淘汰；二、区农协执行委员五分之三须属真实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者亦可，五分之二则属于有职业的知识分子，或是行动上表现为农民谋利益的人。带有流氓地痞姓质的人，即应严厉防止，以免扰乱农民组织；该决定试图补牢于亡羊之后，但这次整顿却没有被严格贯彻下去，中途流产。农民协会这一事物，因其失控，也越来越被人所诟病。甚至于其党内亦有悲观失望者，其领袖何向仲亦曾言：‘照他们这样胡闹，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党内众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我们看，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还革什么命！’”

梁启超家书：

“近来连接思忠的信，思想一天天趋到激烈，而且对于工运农运学运之胜利似起了无限兴奋，这也难怪。本来中国十几年来，时局过于沉闷了，人人都厌倦到极，想一个新局面发生，以为无论如何总比旧曰好，虽以年辈很老的人尚多半如此，何况青年们。所以你们这种变化，我绝不以为怪，但是这种希望，只怕还是落空。”

“我说话很容易发生误会，因为我向来有那些历史在前头，更何况又为进步党领袖。其实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国弄好，我绝对不惜和他表深厚的同情，我从不采那‘非自己干来的都不好’那种褊狭嫉妒的态度。……如今中国受病的总根源，在于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于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这种实例，举不胜举，我也没有恁么闲工夫来列举他。……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然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所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而已。”

“……近来各地方军阀们已不堪布党的逼迫，此前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布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所谓的‘右派’。(前面那几张纸都是十天以前陆续写的，现在情形天天剧变，很有些成了废话了。)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互斗，军阀杀布党，布党杀军阀——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有数千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稀里糊涂的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尤可骇怪者，布党内部自己的左右派也火并起来了！而且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而为达自己的目标，其各各又分头去勾结地方军阀！说军阀固然不要脸，那么这‘党阀’还象个人吗？早知今曰，又何必当初？可见所谓什么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的劳什子，现在揭开假面孔，便原形毕露了！”

“……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布党分子，实在是因为看见象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的前途担惊受怕，因此越发感觉有做文章之必要。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有主义，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布党还厉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有主义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有’那剂药所能医的。我现在开出的是另外的方子（这方子是进步党内集思广益的结果，不是我一拍脑子想出来的），这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我自担任国务总理以来，便一直在照这方子给中国抓药。思永不是经济学专门家，当然会误认毒药为良方，但国内青年象思永这样的百分中居九十九，所以可怕。我想说的，是多给我一点时间，等我的方子出来实效后，看可以挽回多少罢。”

《自由中国》杂志（1922年10月）：胡适论《通往奴役的道路》：

“……那时候我与这位朋友所讲的那些人有同样的错误（信奉社惠主义）。现在我引述一句。在那一段时间里，我还经常对我的学生们说：‘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惠主义。’我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现在想起，应该有个公开忏悔。不过我今天对诸位忏悔的，是我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惠主义整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我自己现在引述自己的证据来做这个忏悔……”

“现下共有主义思潮的泛滥可以说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什么教训呢？这以可分三层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之徒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罗兰夫人就曾说过，‘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而现在我们应该醒悟了，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还是用一句两年前的老话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的新奇，那种主义如何的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是多得很。我们不去研究工人农民商贩的生计，却去高谈社惠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地方军阀势力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经济差距问题如何解决，却高谈无政斧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现在这梦已经让血浸透了，醒醒吧！省省吧！”

（未完待续）